国家博物馆太大，展出的展品太丰富。我拍了一部分，主要集中于17世纪，也就是荷兰黄金时代的展品。它们位于2楼，一楼是17世纪之前的展品，三楼陈列18-19世纪的藏品，四楼是20世纪藏品。

       现在先把照片发上来，有时间再补充点文字。

       首先发一幅油画——扬·阿塞利金（Jan Asselijn）的《受惊吓的天鹅》

      此画绘制于大约1650年。

      这本来是一幅动物类型的油画，描绘了天鹅受惊吓的情景：双脚踏在岸上，高举双翅，弯着长长的脖子，张开嘴巴，似乎发出尖锐的叫声，大声叱喝着水中的黑狗，片片羽毛飘散于空中，天鹅身后有几枚天鹅蛋。画家精准地把握了这一戏剧性的一幕，将一只誓死捍卫自己巢穴免受狗子侵害的瞬间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

       之所以将这幅油画放在最前面，有两个原因。第一、1800年，当时的国博还不叫国博，而是叫做国家美术馆的时候，它收购的第一幅作品就是《受惊吓的天鹅》；第二、在油画中，天鹅的双脚之间，加上了文字“大执政官”，鸟巢里的蛋写上“荷兰”，而狗子则看成是“国家敌人”。据推测，可能是画作的主人把天鹅视作当时的政治家约翰·德·威特（Johan de Witt，1625-1672）保护该国免受敌人的侵害。——画由此又有了政治寓意。

       我们在海牙的监狱博物馆，又迎面碰到了约翰·德·威特，这是后话。

1楼：展示公元1100-1600年的文物（拍的不多）

皮耶罗·迪·科西莫的两幅油画：

《朱利安诺·达·桑加罗画像》&《弗朗西斯科·吉贝尔托画像》（约1505年）

自1948年起由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转入国博

这是两幅木板油画，并在一起，构成了双联画。

左边是著名建筑师朱利安诺·达·桑加罗。画中的细节暗示了他的职业：在下方，有一只圆规，圆规压着一支鹅毛笔，笔尖蘸着黑色的墨水。

右边是木工弗朗西斯科·吉贝尔托。下方的台子上，摆放着乐谱，暗示他十分喜欢音乐。他和朱利安诺·达·桑加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曾经为美第奇家族服务过。他戴着一顶红色的呢帽，太阳穴凸起的血管与额头的皱纹以及帽檐处的几缕白发，显示他是一位老人，比左边的那一位要年老不少。

马丁·凡·海姆斯科尔克

《一个女人的画像》（约1529年）

捐赠于1948年

此人真实姓名无考。这是作者于1532年去意大利之前创作的，展现了荷兰画派肖像艺术的魅力。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请画家为自己画像。女人正在纺纱，但是感觉表情僵硬，动作也僵硬，有点摆拍的味道， 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照相机。

马丁·凡·海姆斯科尔克
《一个男人的画像》（约1529年）
捐赠于1948年

与上面的一幅木板油画是配对的。这位是丈夫，名字亦无从可考，年龄34岁，比妻子大8岁；头戴黑色呢帽，表情亦不自然；右手拿着一些硬币，正在往桌子上摆放，似乎表明身份是商人？手上青筋暴起，十分逼真。

      神学大师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他写有《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一书。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历史的尽头有一个城，叫“上帝之城”。他右手所托的便是“上帝之城”，基督徒的最终归属。

2楼：

弗朗斯·哈尔斯

《婚礼》（约1622年）

购于1852年

     画面描绘的是画家的老乡、富商艾萨克·马萨与他的妻子：哈勒姆市长的女儿贝娅特丽克丝·范德兰，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悠闲自若，艾萨克靠着身后的大树，眼神望向观画者。贝娅特丽克丝·范德兰脸颊绯红，面带娇羞。在17世纪的画作里极少出现面带笑容的人物。不过这幅画里的人喜形于色是有缘故的——这幅画是在婚礼上创作的。贝娅特丽克丝新婚婚戒闪闪发光，艾萨克则把手放在心口，以表心迹。哈尔斯的这幅作品，打破了新婚夫妇生硬呆板的常规。

伦勃朗

《呢商同业公会理事》1662年

自1809年起由阿姆斯特丹市存入馆藏

    这幅作品是伦勃朗群体肖像画系列的封山之作。主人公是呢商同业公会的理事。理事每年由市长（一共有四位市长）任命，负责监管本市所制造的蓝色和黑色呢料，使其在做工与染料方面符合标准，并取得证书。理事成员的构成体现了阿姆斯特丹商会的包容性。两位天主教徒，1位新教徒，一名加尔文派教徒和一名门诺派教徒。这完美地体现出阿姆斯特丹的多样性与包容性，这一点在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幅画中，伦勃朗的传统的绘画类型注入了精妙绝伦的新画画，既真实地刻画了每位成员的不同个性与特点，又体会了公会的集体精神。

     画家匠心独运地采用了仰视视角绘画，画作悬于公众会议厅的高处位置，这样进入会议厅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打断了理事的讨论。理事们表情各异地抬起目光，注视着闯进的人。他们高高在上，目光是向下俯视，看向画框外的观画者。右下角的白发游客，在此刻亦融入画中……